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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;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;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

解释

　　这段经文是举出尧、舜和桀、纣四个人做例子。尧、舜是圣王，『率天下以仁』，率是表率，他给国人做个好样子、好榜样，带个好头，他能够力行仁道，所以民众从之，跟随他一起兴仁兴让。记载中说，舜王在一个地方耕田的时候，不久之后，每个人都能够以田地相让。舜在雷泽钓鱼的时候，本来那时候的人都在争水深的地方，那钓鱼比较容易，比较大。结果舜并没有去批评任何人，而是自己做出表率，把好的水域让给那些年纪大的人，因为他们争不过年轻人，他们所得到的水域，鱼都很少。舜不仅自己这么做，而且凡是看到有人能够去礼让，一定大加赞叹。但是对那些好争的人，一个批评都没有。结果不久之后，人人都以深潭厚泽相让，都能够尊敬老人，把好的钓鱼的水域让给老人家。所以舜当年，所谓「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」。他所在的地方，大家因为仰慕他的德行，纷纷来亲近他、跟从他，人民爱戴他、景仰他、效法他，自然使天下兴仁，和谐世界。这是尧舜之道。他并没有刻意想方设法去管理民众，只是做个好样子，率天下以仁，所以民众就兴仁。舜王用孝行感动自己家人，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。他能感动自己的父母，他父母这样迫害他、虐待他，但是舜都能感化，那就是他没有不能感化的人。所以，一家兴仁，就一国兴仁，一家兴让，一国兴让。

　　桀纣呢?桀是夏桀，纣是商纣王，这两个都是那个朝代的末代皇帝，暴君。桀是夏朝最后的帝王，纣是商朝最后的帝王，都是荒淫无度。『率天下以暴』，用暴戾之气来统治国家，那么天下人也跟从他作恶，所以天下大乱。而人民都向往着圣德君子的出现，所以谁有德谁有道，就得民心。夏朝末年，桀无道，就失民心，汤王有道就得民心，所以汤王推翻了夏朝，建立了商朝。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个天子，他无道，所以失民心，武王伐纣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为什么?因为文王武王率天下以仁，所以人民都跟从他、拥戴他。这正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化民众，他能够把身修好，把家齐好，他就能够治国，能够平天下。

　　如果，『其所令反其所好』，一个君主，他自己下达命令，譬如说让百姓都尊重他、都守礼守法，可是他自己不肯守礼守法，自己不懂得尊重人，不尊重臣下，不尊重百姓，人民怎么会跟从他，怎么会听他发号施令?所以，『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』，他要别人具备这种德行，首先要求自己要具备，然后他才会要求别人。『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』，自己没有那种恶行，他才会要求别人改掉恶行。「所藏乎身不恕」，藏乎身的，就是在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如果自己没有改，怎么能够去教导别人?自己身上没有这种德行，你去叫别人修这种德行，怎么可能叫得动别人?所以，『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』。这个不恕，就是想要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先做到，而后推己及人。喻诸人，这个喻就是教导别人，教人改过也好，修善也好，首先自己做到。否则，自己做不到，要别人做到，未之有也，不可能。这是讲治国在齐其家的道理。

　　所以，凡是自己的政令推行不下去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」。譬如说父母如果抱怨儿女叛逆，老师抱怨学生难教，老板抱怨员工不忠，这些都需要做父母的、做老师的、做老板的反求诸己，从自身上去反省，有没有做到「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」?自己真正有德行，自然就能够感化别人，你的言教才能令人听受。为什么?因为这是符合人心里的明德。道德仁义，人皆有之，只要你能做得好，自然受到人家的敬佩、顺从。

　　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说的一句话，告诉我们治国之道。他说什么?「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」。道就是领导，道之以政，是用政治去领导人民，制定很多政策、法律、规章、制度，让人民去遵行。如果人民不遵行，就齐之以刑，刑是刑罚，就制裁人民，这个齐是整饬的意思，用刑罚来整饬人民。所得到的结果，民众免而无耻。免是什么?苟免，偶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，没被法律捉到，做出个样子服从国家的政令，可是他心里不服，他不是甘心情愿，他没有羞耻之心，只是迫于政令刑罚的制裁那种恐惧的心理，无法不接受，可是他不甘心不情愿。一旦有机会，民众可以找到法律的空子，或者刑罚稍稍松懈一点，他们马上就去犯法。这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。一个国家国民如果到了无耻的地步，那亡国之日也不会很远。所以应该怎么样?孔子说，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」，用道德来引导人民，如果人民不遵从政令，以礼来整饬之。齐之以礼，就是用教育，让人民都懂得道德仁义，都知道礼仪规范，都有耻心，知道不守道德、不遵礼仪这是令人可耻的。他有了可耻之心，他就格了，格是正，归于正。用道德、用礼教，比用政令、用刑罚，效果要好得多，这个需要领导人在自身修为上先做到。